其三，被征收人在作出特别牺牲的背后，也可能掩盖了其本应承担而未承担的一般性社会义务。

[61]规范宪法学当然也关注宪法的功能与实践。对此，笔者曾尝试从政治性与治理性两个层面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进行界分，并分别对政治性宪法渊源与政治性宪法形式做出了简要列举与排列。

林来梵教授在引述了凯尔森关于宪法功能的解释[62]后引申到：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外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就是根据凯尔森所言的第一个功能而建立的，即：与其说宪法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种立法提供立法基础，倒不如说而是为了审查各种立法提供规范依据。[63] 林来梵，注44引书，第308页。除此之外，在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生活中，还有一个更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与国务院的联合发文[24]，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党与政共同管理着同样的事务、从事同样内容的工作。而惯例化运行对中国宪法的生活化处理，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宪法实施的规范单向度认识，进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为中国宪法及中国宪法实施注入了新鲜的内容。[5]进而言之，依托中国宪法的五个根本法，中国宪法实施的现实逻辑为：中国政府（广义上的）是中国宪法实施的主体，由政府通过各种政治行为为中国宪法的内容来赋值，这样，中国宪法实施当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

没有任何宪法学者会否认中国宪法实施的最高层次或最高境界是中国宪法的规范化实施与宪法价值的严格落实，但问题是中国规范宪法从哪里来、中国宪法价值又会是什么。就中国宪法权利属性的讨论，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必须适时和适度地进行干预，也即实施宏观调控。

[19]市场机制的失灵是由于对市场自身的缺陷、市场主体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市场机制不发达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等方面的因素。另一个则是对机会的选择，即在被选项之间进行选择，或简称机会。比如，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大型通信设施的建设、大型水库的建设以及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等等，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效应，有时是很难估算的。第一，市场发出的一些非正常的市场信息，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不应有的误导，这样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自主经济行为的实现。

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果仅依靠国家税收收入来承担，有时候显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像三峡工程这样的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为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得不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这种控制的成本，无论是按其经济价值还是就其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来说，都应视为通货膨胀总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22]。

这时，人们才会愿意用自己手中的资本去购买公债，因为公债的信用虽然很高，但其利率一般要低于同时期的市场利率（国债利率一般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没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钱的。英美法系注重财产权的使用价值胜过它的抽象支配功能。由于公债的发行、使用等既有利于经济自由权的充分实现，又有可能会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造成一定损害，所以，我们要研究公债发行、使用等与经济自由权的内在相关性及其变化规律，以便趋利避害，充分地运用这一现代市场工具。

钱财这个字眼是奴隶的字眼。否则，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经济，继续约束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一方面不需要经济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即使需要大规模发行国债，比如说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等急需资金，没有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可以应购国债。在城市，实行低工资制度而控制工人的收入。由此，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除了征税对经济自由权进行干预之外，国家还可能为了其他目的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限制或约束。可以说，抽象物的基础地位与所有权平等的地位，使英美法系绕过了上述误区。

【摘要】经济自由权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它是指市场主体的营利动机、意志及其行为的客观化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护，并排除公权力恣意侵犯的一种能力或资格。在1872年屠宰场系列案中（Slaughter House Case）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中财产权和自由权两个词的含义时，为了避开对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的干预，将财产权解释为对有体物的使用权，而不包括交换价值。

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竞争不公平和失效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吉登斯曾在评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时讲到，看起来，实现社会和平的途径一方面要释放受到抑制的经济欲望，另一方面是通过实现它们来满足欲望，但这样是自相矛盾的。[21]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国家尽可能减缓巨额债务的压力。因此，为了趋利避害，必须对举债权力实施控制。这对其他商业机构无疑形成不利影响。三、财产权可分离出新的权利。

统购统支的资金管理体制要求工业品的高利润除作为必要的扣除外，其余部分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全部由国家安排。其次，长期的财政赤字还会促使国家通过增发货币而通货膨胀，进而提高名义货币的价值。

其中，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大约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但是，金融机构购买公债的资金主要还是公民或企业储蓄的资金，中央银行除外（因为它掌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

二、经济自由权对国家举债权的影响国家举债权的行使是有一定条件的，特别是举债金额的限制。相互关系 国家举债权是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筹集资金的权力。

二、财产权是对已有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农产品的低价格与工人的低工资相结合保证了工业的低成本和高利润。这已经不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了，而是它的积极行使。[22]通货膨胀首先严重侵害了公债购买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必然导致社会资源从正常的生产领域向投机领域转移，由此，投机领域的资金过多融入，又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过度扭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与功能丧失。

[9]随着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人才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财产，因此，我们认为，用经济自由权的概念替代传统财产权的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体各种主观权利诉求，可以避免传统财产权概念的统摄不足的弊端，比较客观地阐释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法的现象。但是以菲尔德、斯韦恩法官为代表的少数却反对这种对财产权的解释，菲尔德法官认为奴隶制就是人身强迫，奴役制就是经济压迫。

经济自由权所附加的最主要的义务就是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税收。[7]经济自由权虽然从财产权概念孕育而生，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使传统财产权概念无法涵盖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们关于各种经济利益的主观权利诉求，这种权利诉求即是法，法是反映社会主体在社会经济关系运行过程中形成的需要和利益的权利要求。

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和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市场经济到了饱和、半饱和状态，社会资本购买公债的热情才会随着市场投资普遍利润的下降而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无可奈何地默认导致反通货膨胀目标落空的货币增长率。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达成共识之后，市场失灵以及政府有宏观经济调控职责逐渐被各个国家所采行。关于市场主体营利动机和意志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初，西方出现租税危机时，经济学家熊皮特曾力排众议，把它作为解决当时财政危机的根本因素。以任何合法职业谋生寻求实现任意谋生或职业，并为此目的签订对其成功实现上述目的有益的、适当的、必要的且重要的一切合同……是第十四修正案保证的自由权和财产的基本部分[6]至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完成了对财产权和自由权内涵的宪法解释。

宪法财产权保障，多视为传统自由权，而非私有之所有物予以国家保障，故私有股票、证券、不动产，国家并不负保障其原有价值，国家只有保障其得使用、收益、处分，不受公权力不必要之干预。[7]我国有学者认为，财产权概念和体系不应受公法和私法的限制，而是一开放而包容的权利体系。

最后，国家举债权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独立，为经济自由权的行使提供基本秩序保障。其次，国家举债权可以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实现其经济自由权的空间。

这样的社会才能为政府大量举债提供相当数量的资金来源和未来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征税客体有所得、财产和商品。